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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不走亲戚喝不喝酒？ 重塑春节文化的年轻人******

　　走不走亲戚喝不喝酒？

　　重塑春节文化的年轻人

　　“谁喝得多谁机会就多，这完全没道理。”19岁的李园洁与父亲因喝酒发生分歧后，将自己的经历发在网上，得到众多网友支持。

　　每年过年前，24岁的张一嘉都要为“走亲戚”感到压力巨大。“妥协吧，我难受；不妥协吧，每年都吵架。”

　　“这是第一次不在自己家里过年，想到爸妈在家里冷冷清清，心里非常不好受。”春节刚过，李悦颖打算跟丈夫沟通，争取明年各自回家过年。

　　酒桌文化会被90后、00后转变画风吗？遭遇亲戚“经典三连问”怎么办？独生子女夫妻回谁家过年？在人们为久违的团聚欢欣雀跃时，新思维、新观念与传统习俗文化的碰撞，也在假期浮出水面。

　　不喜欢酒桌文化，希望喝酒点到为止

　　“如果有聚会，我只是喝一些低度数的鸡尾酒。”平日里，张铭可以说是滴酒不沾。

　　今年春节，张铭和家人聚餐时喝了半瓶白酒，“长辈和同辈的兄弟们都在喝，不好意思拒绝。”按照老家规矩，他需要先给长辈们挨个敬酒，再和几位堂兄弟喝，一圈下来就感觉脑袋晕乎乎的。

　　这顿饭局从中午12点持续到下午2点多。“社恐”的他时不时回答着亲戚朋友的询问：“在北京工作怎么样啊”“有没有谈对象”“打算什么时候结婚”……结束后，张铭足足睡了3个小时。

　　张铭不太喜欢春节酒桌“礼仪”，但是又想着“一年见面次数不多”“饭局里都是自己人，就算喝多了也不会怎么样”，还是选择遵循。“我和朋友喝酒就没有这么多礼数和规矩，想喝就喝，不想喝就不喝。”张铭说。

　　一次与亲戚聚会时，李园洁的父亲说：“长大了要懂一些人情世故，不喝酒就是不给别人面子，连朋友都交不到。”李园洁则认为：“我知道中国有流传已久的酒文化，但这并不等于酒桌文化这种‘糟粕’。”

　　春节期间，李园洁也会与朋友“小酌一杯”，但是大家都点到为止，绝不会强迫对方。她说：“我把自己的想法发在网上，有很多人支持，所以我更有勇气坚持自己。”

　　2018年，李翔到北京上大学，爷爷和他约定，等他留在北京工作，会带上奶奶一起来京旅游，还要一起喝一口地道的二锅头。

　　大年二十九，李翔从北京回到了老家湖南长沙。一下飞机，他就和父母一起，把准备好的年夜饭，附上一瓶从北京带来的二锅头，一并送到爷爷奶奶家门口。他们在给年夜饭外包装做消杀之后，没等老人开门便转身离开。

　　前不久，奶奶主动提出，今年全家不再一起吃年夜饭了。2022年7月，李翔的爷爷体检查出了癌症，他选择保守治疗，遵医嘱不再抽烟喝酒。在新冠病毒感染高峰中，两位老人严格在家自我隔离，并没有感染。但风险还在，春节并不是相聚的好时机。

　　自称“还算争气”的李翔，毕业后进入北京的一家国企。因为疫情，2022年，爷爷奶奶没能来北京旅游；如今回家了，他也没能和爷爷奶奶见面。

　　“我知道，就算我给爷爷带了二锅头，他也不会喝的。但带来这瓶酒，意味着我完成了与他的约定，意味着我们能够团聚。”和爷爷的约定，李翔始终记得。

　　经历了疫情煎熬，才明白亲情是多么重要

　　大年初二，汉宇在社交网络账号上分享了一条名为《不走亲戚的90后春节vlog》的短视频，记录宅家过年的日常：打扫卫生、喝咖啡、吃甜甜圈、追剧、安装烤箱……

　　可是，没有走亲访友的热闹场面。“聚在一起就是互相比较谁家孩子工作好、收入高，我只能默默听着或者放空自己。年轻人还可能各自玩手机。”

　　近两年，“断亲”这个词逐渐被年轻人所熟悉。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胡小武曾对此下定义：“断亲”主要表现为懒于、疏于、不屑同二代以内亲戚互动和交往的现象。

　　张一嘉也因为“走亲戚”和爸妈发生矛盾。张一嘉一直认为姥姥重男轻女：“小时候过年去姥姥家，姥姥都会挑刺，这个做得不好，那个说得不对，结论都是我没有表哥好。后来长大点了，我就找各种理由不去姥姥家。”

　　“但是，每次提到‘去不去姥姥家’，我妈都会当着我的面哭，骂我不孝顺，甚至好几天都不理我。”张一嘉说。

　　上大学那年冬天，张一嘉的姥爷去世了，但她有很重要的考试，没有赶回去参加葬礼。那年除夕，为了让妈妈开心，也为了弥补自己的愧疚，她在饭桌上主动提出去姥姥家。张一嘉的妈妈激动地在饭桌上流下了眼泪。

　　张一嘉说自己并不是完全不走亲戚，自己平时与堂哥堂姐接触比较多，关系也很好。但是，她拒绝用血缘和亲情来“绑架”人。

　　大年三十，受到冷空气影响，内蒙古呼伦贝尔最低气温降至-43℃。上午11点，23岁的王浩在寒风中寻找出租车。父母已经先行赶到老人家中，就剩他成了十几斤重年货的搬运工。

　　“家里的老人走了一趟‘鬼门关’，必须好好陪陪他们。”王浩96岁高龄的姥姥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在北京学习医学专业的王浩，听说姥姥“阳了”，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幸运的是，由于入院及时，家人照顾周到，老人逐渐恢复了健康。

　　等待了半个小时，王浩终于坐上了出租车。尽管身上穿着加厚羽绒服，抗风牛仔裤外面还套着一件大棉裤，帽子、手套、围巾全副武装，他还是抵挡不住寒冷，刘海和睫毛因结冰而变得花白。不过，“只要团聚，路上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父母的时间表里，一切都已经算好”

　　除夕，邓斯尹与一位叔伯产生剧烈争执。这位长辈说：“现在男生都喜欢独生女或者家里两个女儿的，你这种有弟弟的最不好，还不快点结婚，免得男朋友跑了。”

　　邓斯尹急忙反驳，但最终她没有说服任何人，反而被批评不尊重长辈。

　　王晶晶是独生女，今年26岁，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春节期间，父母为她安排了线下相亲。相亲过程中，两个人面面相觑，被王晶晶形容为“脚趾抠地般的尴尬”。

　　长假期间，王晶晶在家庭群里转载了一则视频，内容是一位专家告诫父母应该多多理解子女，时代不同了，女性不结婚也完全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王晶晶的妈妈回复：“这些专家简直误人子弟。”

　　在王晶晶眼里，老一辈结婚是因为要互相扶持帮衬家里，如果自己将来决定结婚，那一定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比一个人要快乐。

　　李悦颖新婚不到半年，丈夫是自己的县城老乡。春节前半个月，李悦颖提前请假回家，老公则留在西安上班。小年夜，李悦颖收到了公婆发来的消息，希望她能过去住。那天，李悦颖在公婆家吃完晚饭，还是回到自己家中。她认为，无论结婚与否，自己家永远是自己家，老公的家是老公的家。

　　除夕，当地有“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待在父母家”的习俗，她不得不在公婆家吃团圆饭。“来来往往的亲戚都不认识，还被一个劲地催着生娃，感觉很不受尊重。”

　　家在东北的杨天，今年选择和丈夫各自回家过年。这个决定并不符合当地传统习俗。但是，杨天与丈夫常年在外工作，只有春节假期才能见到家人，比起遵循旧习，她更想好好陪陪父母。

　　起初，丈夫也觉得结婚第一年没把媳妇领回家“有点没面子”，但杨天反问：“为什么是我跟你去你家过年，不是你跟我去我家过年？”丈夫便不再多言。面对亲友的疑问，杨天统一回应：“我们走在时尚前端。”

　　“你看你姥姥生病了，我和你舅舅还可以去照顾。所以你不能不要孩子，以后生病了就没人管你……”春节期间，读大三的范子菁几乎每天都会听到这样的话。按照父母的理想规划：先考上研究生，读研时就要谈恋爱，争取毕业后把工作和对象都稳定下来，到时候父母即将退休，还有时间帮忙照顾孩子。

　　“在我父母的时间表里，一切都已经算好。”范子菁的妈妈经常在手机里刷相亲群的消息。“一看到我同学有对象了，她准在第一时间告诉我。”

　　前几年的春节餐桌上，梁晓叶是最风光的人，因为她是全苗寨第一个女大学生。“扶贫先扶智”，这些年村里人重视子女教育。2017年，她顺利考入省城长沙的大学。

　　“当年有多风光，现在就有多‘落魄’。”毕业后，梁晓叶成为长沙一家公立幼儿园的教师。然而，亲戚们的话题从学业转向了婚恋：“同龄姐妹孩子都上幼儿园了，稍差一点的婚礼档期也排到后年了，你怎么还是找不到男朋友？”

　　“没结婚，人生就不圆满！”梁晓叶有一个30多岁还没结婚的堂姐，被全家人当成反面教材。她却不这么想：“堂姐是大学老师，有房有车，很圆满啊！”

　　梁晓叶并非“独身主义”，她想等到30岁再结婚。她发现，稍年长的、拥有一定资源积累的家长，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而我现在自己都养不活”。

　　“这个报道千万不能让老家亲戚看到，不然他们会说我带‘坏’其他人！”梁晓叶最担心的，还是亲戚们对她这个未婚青年的审视。

　　(应受访者要求，李园洁、张一嘉、王晶晶、李悦颖、张铭系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刘胤衡 裴思童 王军利 谭思静 来源：中国青年报

“劳模”情结在心灵深处开花——评水运宪长篇小说《戴花》******

　　作者：李掖平（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水运宪的长篇小说《戴花》（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秉持现实主义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紧扣当下社会生活砥砺前行、搏击进取的现实律动，历史视域、社会角度、个人生命体验错综交织，正德大义的庄重言说与雅俗共赏的生动表达有机结合，通过一个普通工人竭尽一生全力以赴争当劳模的故事文本，书写了一曲中国机械工业不断走向强盛的时代壮歌。小说聚焦某高校机械制造专业的一批大学生分配到德华电机制造总厂参加工作的历史事件，多维度地再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基层普通工人任劳任怨干工作、争先恐后当劳模、孜孜以求钻研技术革新的曲折历程，从中国电机制造工业技术革新的一个侧面，钩沉出中华民族在困厄中破旧立新、求变图强、砥砺拼搏的历史发展逻辑，进而构建起一个兼具广度、力度和深度的宏大主题。《戴花》将潜藏在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中的中华民族“英雄情结”的历史基因、文化血统和蓬勃向上“精气神”生动可信地呈现出来，深刻揭示中国工业强劲发展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充分敞开了一部现实主义力作的史诗性价值与意义。

工人劳模 林笑初绘

　　《戴花》采取的是一种由一条主线勾连起多条副线的拧绳式框架结构。叙述主线始终沿着“我”（杨哲民）和师傅莫正强之间的工作、生活和师徒关系的叙述路向，讲述莫师傅孜孜以求争当劳模的故事。而包括“我”和同学们的友情、“我”和姜红梅的爱情、同学们之间发生的各种事件、段一村和吴启军的师徒关系、师傅莫正强的家庭生活、师傅与许多人的或交好或纠结或误解或抵触的复杂关系等多条叙述副线，则沿着“花开数朵、各表一枝”的轨迹，以或顺序、或倒叙、或插叙、或碎片拼贴的方式向前推进。这种多线索、多层次此起彼伏的交叉描写，始终紧扣各种矛盾冲突、紧贴人性内在肌理有条不紊地展开，既强化了小说文本杂树生花、起伏跌宕的故事性，又敞开了前有伏笔、后有照应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情节的推进并不过多依靠大起大落的陡转，却以生活、生产、爱情等日常细节的细腻刻画，有效触发了读者因真实生动而心生敬意的同频共情。事件和场景的描述具有鲜明的画面感，人物对话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洋溢着鲜活的日常生活气息，也不乏朴素遒劲、外简内丰的古典神韵。

　　小说对莫正强形象的塑造，不是按照对英雄人物进行高度提纯的类型化模板展开的，而是紧扣作为一个普通工人的莫师傅倾尽全力“当劳模”的执着心念和执拗性格，以扁平性和立体性互融互衬的手法，既多角度地写出了其心底纯粹、敦厚善良、真诚待人的优良品性，亦不回避其时而显露出的一些小卖弄、小表演、小狡黠甚至小虚伪等缺点。一方面，为当劳模，身为车间主任的莫师傅以工厂为家，以诚相待车间工友和徒弟，抢干重活儿、累活儿、脏活儿，虽然一连几年与劳模荣誉擦肩而过，仍然不气馁、不泄劲，一如既往地埋头苦干，每逢节假日就主动申请加班值班，不辞辛苦、不计报酬，拼出了一身病也毫无怨言，直到最后倒在车间的“冲天炉”前，以“点……点火”的嘶哑吼叫定格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另一方面，为当劳模，莫师傅也时常闹出一些高调摆姿态、可笑又可爱的小把戏，如为引起厂领导和其他车间工友对他连早饭都顾不得吃就到车间来干活之事的关注，他故意让妻子连续几天大张旗鼓地到车间来送早饭，边走边大声埋怨“这个死东西清早就往车间跑，早饭也不吃”。为增强自己的良好形象，他想营造家庭和睦的氛围，而妻子恰好正在和他闹矛盾甚至叫嚷要离婚，他就软硬兼施动员“我”去当说客，力劝师母别在评劳模的关键时刻“掉链子”。他甚至还做过一件偷钱的错事：当市里已通过他的申报材料，要派出验收组来车间和家里考察时，他竟然鬼使神差地偷拿了一位工友的十元钱。按理说这事儿谁都不知道，而且还已全部送还，可莫师傅却始终过不去这道心坎，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丢人丢脸的丑事。于是在验收会即将结束、验收组负责人宣布“莫正强同志已正式确定为我们全市的劳动模范”时，莫师傅却突然坦白自己曾偷过钱这件事，并声明自己没脸要这个劳模称号，致使即将到手的劳模殊荣再次泡汤。大家都埋怨他太实在、对自己太苛刻，莫师傅却说，他要争当的劳模必须是干干净净的，不当众说出自己这件丑事心里不踏实。尽管莫师傅直到生命终结也没当上劳模（小说结尾处提示，莫师傅被追授为全市劳动模范），但其不忘初心、敬业爱岗的人格华彩却是那般的灼目闪亮。

　　正是这种具有鲜明现实指向性与写真纪实意义的描写，契合人情、人心、人性的内在肌理，滤掉了粗简的直白和浮夸的修饰，剔除了影响文学性的所有泥沙，既真实可信又接地气，使读者深切感受到德华电机厂这片文学“风景”中的灵魂跃动与人性交响，标识出作者塑造人物手法的多样性和纯粹白描手法背后的深厚文学功力。

　　作者对人物塑造欲扬先抑手法的娴熟运用，撑开了小说引人入胜的艺术张力。《戴花》明明是对莫师傅和以莫师傅为代表的普通工人群体的赞颂，却并未从开始就对其一路褒扬，而是首先从相反的贬抑处落笔。先写“我”对师傅的失望与不满，嫌弃他从相貌到气质都乏善可陈：“两只眼袋下面长着胡须。”“胡子很稀疏，东一撮西一撮胡乱生长。而且黑少白多，灰不溜秋就跟从来没用肥皂洗过似的。”说话絮叨且口气难闻，似乎从来不刷牙。尽管师傅对收“我”为徒颇为自豪，亲切地称为“民儿”，“我”心里却很是不屑和疏远。后来在日常工作中，师傅为人的善良坦荡、心地的干净纯洁和对工作的兢兢业业，使“我”逐渐感受到其人品和性格的内在魅力，进而愿意和他亲近，愿意追随他勤奋努力，最终从心底深处生发出对他的真诚爱戴与礼敬。其他人物也大都是采用欲扬先抑手法塑造完成的。“我”对师傅的情感形成起伏跌宕的鲜明对比，表征出“文似看山不喜平”的艺术蓄势手法之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